认识杨明很早，大约在1980年前后，他在鼓浪屿的厦门美专读书，是诗人吕德安的师弟。我上鼓浪屿找吕德安，就和杨明打过照面，当时我完全不明了站在面前的将是一个什么人。因为我们那时都实在太年轻了，生命都还没有完全展开，只留下一个不大说话年轻人的敦实印象。一晃十几年过去，1995年我从日本回来，在南京短暂停留，朱文说要带我去见识一个年轻的雕塑家，此人赫然便是杨明。
再见杨明，他已是一个作品语汇清晰，辨识度很高的艺术家了。杨明除了有一堆作品，还有一个杂乱无章的院子和一条狗，女儿上学去了还没回来，杨明依然敦实和不大说话。那是个平静的下午，云淡风轻，却像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交通标志，把杨明的作品和我的记忆联系起来。当时杨明正在做他的“融化人”青铜系列，一切形象在他手下都处于“融化”状态，但它们又是如此结实。记得朱文指着一尊瘫倒在椅子上的青铜像对我说：海曙，这就是你，杨明捏出了你的灵魂。当然，那可以是我，但更可以是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所有人早晚都会活成一张皮的。这就是杨明作品的冲击力，它先声夺人，直指人心，承载着杨明的世界观和他对这个世界的悲悯。
对杨明的杂乱印象，到2010年后被归置起来，渐渐形成了一个我现在认识的杨明。他来到北京，在北五环外的吉祥寺桥附近建了一个工作室，里面摆放着大大小小的作品。这个工作室后来成了老朋友定期相聚的点，几乎一、两周就定期一聚。除了因为杨明工作室不大不小，刚好容得下几个朋友发散的思维和朋友们的儿子和狗，还因为杨明的妻子陈蕾做饭非常好吃，杨明又为人温和，最适合做朋友聚会的房东。等杨明离开北京，朋友们便就此星落云散，几年也难得再见一面，此乃后话。
近距离观察杨明和杨明的雕塑，能够清晰感受到杨明和他作品的力量。善于混迹江湖和为自己的作品贴标签，是让在京艺术家快速火起来的捷径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同行相衬，并让艺术批评家为作品找到一个理论上的“说法”。有一次，我有意无意聊起，是时候为杨明的作品找个“说法”了，杨明却断然回答：“我最讨厌作品上的所谓说法”。这是杨明的一个态度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也可以看做是他对世俗的拒绝，我以为也是杨明2010年没能足够火起来的原因。从80年代过来的人毛病都非常多，但有一点好，那就是不大势利眼。杨明火也好，不火也好，都不会影响朋友们对他作品的看法。当然，杨明作品现在火起来，那也为时未晚，说明了这世界审美的进步。
我个人对雕塑理解浮浅，并非业界人士，说起来和雕塑也没什么缘分。1992年我在日本打工，和两个朋友去箱根穷游。为省钱我们当夜睡在公共洗衣房的洗衣机上，次日前往箱根的“雕刻森林”，因为那里面有座毕加索美术馆，据说收藏了大量毕加索的晚期作品。那天大雨倾盆，淋得湿透，不料居然邂逅了许多摩尔的雕塑。这是我首次和大师的雕刻作品发生近距离接触，并且确实被震撼到了。站在摩尔的雕塑前，我体会到了两点：一、伟大的雕塑作品会给你足够的意外和惊喜（不能是惊吓）；二、伟大的雕塑和凝视它的人之间会产生一种极为和谐的韵律，不会有丝毫的违和感。就此，我建立了我对雕塑作品优劣判断的价值观，杨明的作品，就是这样的作品。它足够好，其好我认为超过798所有雕塑之和。顺便说，虚张声势的作品和理论和人一样，都是这个世界的垃圾。
这样说也许有点抽象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。
某一日，我去北京某艺术类学院，遭遇了一尊雕塑。它是一根方形的柱子，上面雕了一些貌似云彩的东西，这个雕塑的存在就是一个笑话，是对杨明作品的拙劣模仿和亵渎。杨明有一个系列，他自己称之为“呼吸”，我觉得叫“纪念碑”也许更贴切。在“纪念碑”系列里，存在的石柱和底部的溶解都是干净利落和实实在在的，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。这就是艺术品和赝品的区别。可以断言，杨明的作品假如和某学院的这尊雕塑放在一起，那件赝品瞬间就会发生倒塌，没有任何疑问。世上的事，从来就怕货比货，艺术品也不例外。
2011年，我去厦门。在厦门的一条海滨大道上，遇到了杨明的一件雕塑，是厦门这座优美城市的人文景观之一。杨明的这件雕塑，是一座将溶未溶的石头沙发，我在上面坐了一会儿，享受着微腥的海风和落日。这座雕塑已经在这儿放了许多年，以后还会放下去，但那时，杨明，还有我和我认识的人都已不存在了，这件作品虽然也还存在，但同样也在经历着它痛苦的消失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杨明这双搞雕塑的手，一把揪住了时间的衣襟，他抓得实在太紧，以至于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。
于是我打了个电话给杨明，问他是不是能把这座雕塑搬走，不要放在这里了。他在电话那头笑起来：太重了，搬不走。
这些就是我所知的杨明和他的作品。他是一个诚实敬业的优秀雕塑家，这样的人和作品为数不多，值得我们为之赞美和珍惜。
2016年 中秋